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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思想建设要立足于基督教中国化——施炳文科长

[日期:2015-10-13] 来源:  作者: [字体: ]
神学思想建设要立足于基督教中国化
施炳文科长
[ 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党和政府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坚持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公民在行驶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时,也要遵纪守法,不得利用宗教损害国家、社会和集体利益,不妨碍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中国共产党处理同宗教界关系时坚持“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的原则,实行宗教与政权相分离,宗教与司法相分离,宗教与教育相分离,国家对待各宗教一律平等。政府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但不干涉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对法律的尊重,是对人权的尊重,是对人民群众的尊重,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的把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和信不同宗教的群众团结在一起,凝聚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依托,还要有足以影响和感染世界的文化软实力相适应。而历史悠久、崇尚和谐、包容互鉴的中国宗教文化,可以成为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之一。发扬传统道德的协调智慧和中和理性,引领宗教界发挥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和谐包容的优良传统,充分释放宗教的正能量,为共圆中国梦做贡献是时代的要求,是包括宗教界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基督徒的神圣使命。 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交织中,基督教在中国寻求“中国化”实质上是要解决中国基督徒的身份认同问题,即中国基督徒理应做中国人,走中国道路问题。基督教中国化的核心要素就是要解决好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表达。
中国基督教是从西方传进来的,我国解放前一直是外国差会的差传地区,在教会里起主导作用的是西方传教士传来的陈旧的甚至是蔑视中国文化的神学思想。中国基督教对其外来因素的持守则较为坚决,不恳轻意让步;而社会上则有极左思潮坚决反对任何神学,挑起基督教与主流思想意识形态对立,公开表明基督教的核心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完全对立,从而把基督教推到中国社会的对立面。相当一部分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困扰于信与不信的对立,听神的与听人的对立,中国基督教化与基督教中国化的对立。将基督教以排除异己之态推向中国社会的对立面,与西方敌对势力试图把中国基督教拉向自己一方实际上乃异曲同工、效果一样,这其实对基督教和中国社会都将是一种灾难。随着改革开放的遂步深入,境外敌对势力和保守力量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渗透,增加了基督教中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和“三自”爱国办教原则的模糊认识。因此,中国基督教如果只追求信徒数的增长,而不是从文化、道德、见识、灵性等方面的长进,不从神学思想的高度提高素质,中国教会就难以健康发展,难以树立好的社会形象,难以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积极促进作用。
(一)只有实现基督教中国化(入社会、识文化,、懂民情),才能使基督教在华健康发展(接地气、服水土、相适应)
中华民族在古代,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与小农经济、等级宗法社会相结合,构成了古代民族精神,也培育了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特别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两千年前就提出了“仁”“义”为标准的荣辱观,以后古代哲人又提出了诸如“宁可毁人,不可毁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仓廪实而讲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立大志者,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儒家体系中最具生命力和普世价值的内容是仁学,仁学以爱人为宗旨、以孝亲为起点、以忠恕之道为路径、以中和之道为处世原则、以和而不同为文明关系、以博施济众为社会目标、以赞天地之化育为终极关怀。仁学的内函铸就中国之魂,它是中华民族向往和平、追求正义、天人一体、重生贵德、温柔敦实、刚毅诚信、包容天下的精神方向和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取之不竭的智慧源泉和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动能。
在中国,智者决定一切,人之所以高贵不是因为血统,而是通过金榜题名。他们可以一无所有,只有知识和才能,一旦金榜题名,不仅可以统治天下,而且可以影响皇帝。这是因为儒家思想中对祖先和长者的尊崇,也决定了中国人政治上的顺从,这也是中国之所以保持自然法则所赋予人的理性和力量。宗教是对生活中对终极实体的参与和诠释。传统文化中天地、阴阳、太极、无极、道、理、气、空、仁和诚等概念都被用来表达这种终极实体。儒家思想属于社会中的文人阶层,且与同时期的道教、佛教和民间宗教协同发挥作用。因此,儒学是一种带有很重的哲学意味的宗教,这种哲学的指向是对终极实体的探索。中国和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面对未知和未来时,永远保持着相对乐观的态度,并以仁爱、尊重、信任、平等为基本,持续不断地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西方文化源于“两希文明”,即古希腊哲学与希伯来宗教。源于希伯来圣经信仰和生活方式以及源于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与生活态度并驾齐驱于同一空间,两种传统犹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概念,既有联系又能彼此有别共存于一个文化体中,正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发展而来的并借助希腊哲学理论化、体系化的宗教,是希伯来的上帝信仰和神圣生活取向与希腊理性主义思辩综合后的结果。理性与信仰,认知与启示,哲学与宗教相互限制,使之彼此间保持一定平衡不致一方过于强势而全部压倒对方。西方文化强大生命力也恰好在于雅典和耶路撒冷两种因素的共在和张力(自我调适和完善)。基督教的本源在亚洲,其文化元素本来属于东方文化范围,但因其在古罗马帝国社会时期在地中海周边的生存与扩展,使之得以勾通东西文化元素,结合古希腊思想精神和古罗马社会处境而铸就西方自中古以来文化模式及思想根基,成为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及内在精神。
基督教是欧洲的主流意识形态,上帝之言具有绝对的真理性。欧洲封建时代以基督教神权为最高权力,当时的基督教伦理思想是唯一神圣的、人人必须尊崇的信仰,基督教主宰了整个欧洲社会。它用神秘化、神圣化给世俗社会披上合法的外衣,垄断了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司法权力,给社会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以政教合一进行世俗的精神统治,君权神授,神学义理、道德教化、宗教审判等世俗内容。所以,被恩格斯誉为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以基督教为旗帜号召民众,凝聚力量,形成席卷欧洲的革命风暴,从而结束了欧洲的千年封建统治。
18世纪,欧洲虽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但教会势力依然固若金汤,上帝的旨意是唯一的真理,虔诚赎罪是人类的唯一出路。欧洲诸国在殖民化过程中,与其他文化相遇、碰撞,欧洲文化—后来的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化一直居于强势地位,是它强有力地影响了其他弱势文化。基督教4次传入中国,却有3次中断,而第4次的传入,却因受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客观的政治卷入而留下了阴影。“当中国已是泱泱大国,我们(那些自诩为最高文明的基督徒)还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伏尔泰语)。那么在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哲学、文明已开始被西方所知,为什么他们还要到中国来传教呢?“不幸的是,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绝大多教人,似乎已经远离基督教的美德”,也就是说“基督教已不幸沦为侵略者的工具了”(恩格斯语)。第一个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马礼逊,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专做鸦片生意)。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史上那些不平等条约,大多与外国传教士有关。所以,有人形象地说:佛教是骑着大象和白马来到中国的,伊斯兰教是开着商船来到中国的,而基督教是带着鸦片和炮弹到中国来传教的。
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儒学)与欧洲伦理思想(基督教文化)相比,既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也有自身的特点,两者的历史背景、内涵、特点及社会作用差异甚大,但两者都导人为善,都以爱人为宗旨。儒家思想集理性、道德、传统、常识于一体,影响了中国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两千多年,说明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完全可以同圣经和基督教文明相媲美,甚至更古老更优越。正如欧洲启蒙思想家经过分析指出:世界上所有其他不信上帝的民族都堕入偶像崇拜,唯中国人能保持了自然所赋予人的力量,他以人为本,提倡全社会秉持高尚的品格,以天地人为三重境界,重点阐述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达到“仁者爱人”、“天人合一”。
历史上儒家伦理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往往由佛、道、伊斯兰各教的神道设教而得以加强,从而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佛教东传在我国分化出具有地域特征的汉传、南传、藏传三大系,每个系又根据对佛法的不同理解形成更多的派别,使佛教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伊斯兰教的传入则有外来的群体的带入因素,也有对一些民族信仰的改变的历史,使得约10个基本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文化特质各不相同,成为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当基督教重返亚洲时,其主体已基本上成为一种西方精神信仰及思想文化形态。而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相遇,则一般被理解为东西文化在华的历史会面,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认识从而也是对西方文化的典型认识。这种文化之东来,以及其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复杂交积,使中国人感到了一种“异质”文化的压力,随之而来反映及回应则是把基督教视为“洋教”,有着一种距离感、陌生感。而信仰了基督教的民众借神来更新自我,从基督教信仰中寻求精神寄托,到教会里寻找团体的支持和帮助,形成了“灵胞群体(团契)”和道德、舆论监督,接通了根植于中国百姓血液中的家庭伦理传统,激活了儒家伦理与孝道的重生和建设。但基督教中的那种亚伯拉罕系统中的一神教的原旨主义和保守基要主义用信仰区分“我群”、“他群"、 “属灵”与“外邦人”(因信称义),带有强烈排他性,容易与非基督徒的人群发生对抗。这种排他性还表现在基督教内部的教派关系上,这与中国社会宗教信仰多元包容、兼收并蓄的传统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对抗,也违背了中国人的信仰传统和普遍持有的信仰理念,也给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隐患。有人认为,排他性是基督教生命力的来源和不可或缺的禀赋,这也正是基督教的一大缺点,因为排他性不仅对其他宗教形成敌对张力,而且阻碍了自身的包容发展,也是基督教不能被国人完全接受、顺利实现本土化的重要因素。在宗教界关系上排他只能造成“他排”,从而引起宗教间的纷争和冲突,进而危害社会和谐稳定。各个世界性宗教走向世界,摆脱文化区域局限的历史表明,虽然宗教的超越性使得它成为“永恒”的价值和信仰的样板,但如果没有在“化本土”的同时被“本土化”的历程,使自身具备更加普遍的解释力,绝不可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和传承。因而,基督教中国化有着更积极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在华的发展接地气、服水土、识文化、懂民情、入社会、相适应。
(二)神学思想建设成果要适时向讲台转换 ,以利于提高本宗教的品质和广大信徒群众的综合素质
中华民族有多元一体的格局,有儒、道、佛的三教合流,有睦邻友好的深厚传统,唯独没有称霸世界的心态。儒家和而不同的协调智慧不仅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信任,还在于异中求同、消除隔核、促进亲和。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原因之一就是既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长期保持这种吸引力。中国古代儒家教海的核心价值—和平,在今天无疑成为全世界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联系勾通的桥梁。中国明朝时,国民生产总值己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强大的舰队从泉州经南中国海一路到了印度洋和非洲,甚至美洲,从来没有用武力攻打任何一处他们到达的地方,也从来不把任何一处地方占有或者划为殖民地,更不曾奴役其他民族。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然而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在西方一直微乎其微。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才被迫向西方打开,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认识开始多元化,其中,基督教也自然地架起了勾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入侵才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但凡有其色彩的团体及其活动,必然会遭到深受教案和保教权之苦的劳苦大众的抵制和攻击。基督教所承载的追求理性和自由的进取精神,所提示的由个人拯救到社会拯救到国家拯救的责任感,曾经使中国辛亥革命先驱们看到了除传统的孔孟学说之外的价值取向,看到了除君主专制之外的另一种社会制度,看到了超越的上帝对现世君主否定的可能,看到了人类历史发展之久远、纷繁、多元的态势。基督教严密的组织架构和纪律观念,尤其是基督教的殉道精神,铸就了一批为理想献身、视死如归的革命英杰。通过基督教同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体制在深层次的碰撞,导至大批为寻求变革的知识分子投身革命。这与其说是缘于基督教信仰的力量,毋宁说是缘于新思潮中批判性的思想启迪,他们为了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转变思维方式,形成对现实的批判的动力,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在中国实现福音化的基督教理想而奋斗。
基督教虽曾极大地影响了辛亥革命,铸就了一批杰出的革命先驱,但它毕竟只是一种以神为本、强调超越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不具政治实践性和操作性的世界观、价值规和人生观。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背景不同决定了任何以基督教为形式的革命或改良在中国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基督教作为一个在西方列强强势时期扩张到中国的宗教,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还是一种洋教,还是与以前列强入侵有很大关系,整个社会都很难能真正接受它,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和民众并没有义务去主动了解、接受基督教。只有淡化基督教色彩,才能动员和团结更广大的民众、联合具有巨大革命潜力的士农工商等社会各阶层的人士,为推翻封建王朝、振兴中华,而不是为建立基督教的天国而奋斗。直至上世纪50年代,基督教以“三自爱国运动”为标志,在华翻开了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一页。
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一个人信或者不信什么,别人不应干涉,公民不能因信仰或无信仰受惩,但由个人信仰状态生发出来的行为,却不能给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尊重个人信仰状态重要,维持社会底线共识与公共秩序同样重要。如果一种宗教及教义让社会和国家感到不安,或者直接侵犯了他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就有不被宽容的可能。正如基督教初期敌视社会和强烈排他性,如拒绝服兵役、谩骂罗马诸神、诅咒罗马帝国和非基督徒、蔑视世俗政权,才导致基督教在古罗马时期遭到持续达200多年之久的抵制困境。在欧洲经历过严酷的宗教战争后,人类总体上已实现政教分离与宗教宽容,但政治秩序与宗教秩序之间难免存在冲突。回看历史,各种宗教的教义都有繁复之处,从未停止演变和生发。
基督教在华的传播中更多地强调和坚持母土国的政治利益,并得到后者的强大支持,使之很难放弃文化相遇时的政治博弈,故而与中国社会有着更多的较量和对峙,其张力至今当尚未根本消解。中国历来有这样的传统:不依国主,法事难立。但基督教到目前为止还在一定程度上仍旧维持了与中国政治的张力,其表现如外国传教团体的顶风传教活动,“中华归主”的强势主张,地下教会活动,基督宗教的过度维权活动等。这些活动看似有很大的张力,但效果是加强了与政府的张力,也增加了自身发展的阻力。这对基督教并不是好事,因为张力越大,反作用力就越大。我们今天讲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中国的渗透时,主要指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抗衡,所要推行的是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作为海纳百川的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乃持开放之态,并不排拒西方文明及宗教。儒家的中和之道的要素是平等互尊,从而具有摆脱等级制度的力量,也能够超越文化征服的局限,为当今文化多元化实现和谐共生提供了最合理的路经。然而留存至今的中西政治抗衡的现实、西方政治观念及其价值体系,对当下中国政治思想及其体制的否定和敌视,则使形势变得综错复杂,而夹在二者之间的中国基督教则无法回避其政治表态及政治定位的问题,基督教徒在政治中的不同参与及其不同态度,正好说明基督教中国化在政治上乃任重道远。
何谓正信?何谓异端?何谓邪教?往往需要一定的宗教素养和辨识能力。宗教不应与独立的、有政治企图的社会政治力量结盟,更不应当成为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指导思想。各种宗教经典里的片言只语,可能被信徒断章取义,创造新的“小众教门”、异端。有些“教主”心存私心,从私利和野心出发来解释教义,以各种手段来欺骗和胁迫群众,给社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也就成了邪教。为求早日“升天”,在一些邪教教义下,个人及集体自杀或突破法律底线致不信者于死地,都能获得正当性的解释,这就远离了信仰的正途或堕落犯罪的深渊。可以说,“天国”是不可能在人间实现的,一旦在人间实现,就决不可能是纯粹宗教意义上的“天国”,它必然受到人性和制度的种种制约,甚至歪曲,乃至可能大大地危害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2014年的招远惨案,几个狂信徒为发展成员,找陌生女子要电话号码不成,就一口认定对方是“邪灵”、“恶魔”,在公共的场合将其殴打致死。站在常识的立场,除了认为这些狂信者在心智上已走火入魔,很难为其行为找出合理解释。
真正有品质的宗教及其信徒,当不屑于传销式的洗脑术,而是靠启发人的智慧,体认自己的潜能和限度,朝各自认为的更美好的存在做决断和跳跃,他们不会反人类、反社会,而是会守护人的灵性、守护社会的本真。这就决定了每一种在中国的宗教,其发展的根本目标,并不是增加了多少自己的信徒,而是为全体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多少灵性。人类的宗教信仰在很多方面具有共性,但因为妄自尊大和片面狭隘等原因,许多人总是强调各种宗教信仰的差异,甚至将各种宗教的相同要素说成完全不同,徒然加剧了各宗教间的隔核和抗争。实现宗教本土化的诀窍在于与本土文化寻找同而不是寻找不同,基督宗教如果追求在教义教理上维持优越于中华文化的差异,就永远难以做到中国本土化。
在我国,宗教工作做得好不好,主要看宗教政策法规是否得到贯彻落实,宗教活动是否正常有序,宗教积极作用是否有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是否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研究中国宗教的重心,并非宗教徒在国民中的比例升降,而是全体国民的灵性世界。政府对宗教而言,则是引导其弘扬本宗教中能惠及所有大众的内容,彰显各宗教的人文与理性特征,使宗教的发展有益国民精神的提升,成为社会和谐的坚实基础。
提高信徒素质的主要方式是培灵讲道,教会的神圣使命就是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改进牧养方式,及时提供最新的精神食粮,提高广大信徒的综合素质,在现实社会中担当起积极的角色。泉州市基督教两会注重转换神学思想建设研讨成果,在原有教牧退修会、神徒查经会和各种团契的基础上,举办、各种培训班和营会,创建佳音圣乐(交响乐)团,通过讲道交流,开展宣讲活动和谈心见证以及音乐敬拜、赞美与交流的形式,向广大信徒群众传递正面、积极、符合圣经原则又能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信息,引导大家正信正行,提高信徒的政治素质、信仰素质、法律素质和社会素质,排除信仰上狭隘和偏激,自觉抵制异端邪说,弘扬教会的奉献理念,引导信徒以“柔和谦卑”的博大胸怀去容纳别人、关爱别人,以“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信念去乐于奉献,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态度去服务人群,以“天职”精神去尽本分,以“一个好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好公民”来要求自己,造就具有“和平、良善、信实”等美好品质的好信徒,在社会中作光作盐、荣神益人,作出基督徒好榜样。泉州基督教义珍队十几年来坚持到欠发达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为教内外群众送医赠药,深受社会名界的好评。
(三)神学思想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信仰成为一种生活,引导广大信徒群众积极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道德和宗教都是建立在内心信念的基础上的,宗教在一定情况下能取代道德的职能,也正是它依靠一种信念的力量维持,正如俗言道:“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也是神化了的道德信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威慑作用。道德是品格、素质、修养,是潜移默化的形成过程。仁学的宗旨是仁者爱人,这是与基督教及世界各大宗教的共性,但他不把爱人视作神的教诲,而是归结为人的善性;人们生活在群体中,彼此同情和关心是世代传承的文化本性,也叫良知。因此,推行仁爱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由近及远,“敬天爱人”,“清心寡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自西方的传教士,通过翻译中国的典籍后得出的结论:孔子和儒学思想的核心,是人能够通过教育来修身养性、自我完善,这也论证了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上帝的恩宠来改善自我,这说明并不是只有基督教才是规范人类文明行为的最好道德体系。没有神权,人类依靠自己的力量也能建立一套伦理道德体系。正如人们常说的:条条大道通罗马,条条大路通北京。
利玛窦是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他一边赞美中国人的美德,一边也批评儒教太重视“礼仪”,过于外在。罗马教廷因反对中国教徒祗孔祭祖、与中国政府的“礼仪之争”才导致中国政府的“百年禁教”。新教领袖马丁·路德正是因反对天主教会的“繁文缛节”,才主张“因信称义”,率众脱离天主教。20世纪全世界世俗化过程中,礼仪沦丧以及仪式感的消失,曾经是一个普遍现象,连非常注重礼仪的法国人、英国人也在近代变得不那么“高贵”和“绅士”;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集矢于礼乐制度,几乎可称为中国人的“宗教改革”,从那时起,中国主流文化逐渐褪去了昔日礼乐文明的荣耀。    
经历百年的礼仪沦丧之后,目前中国正在出现一股“礼仪复兴”现象,现代中国人的慎终追远、怀念祖先,具有“宗教感”,说明中国民间社会文化修复能力是很强的。人们日常生活奉行的“礼节”与他在宗教生活中的“礼仪”可以有着良性的互动。按照宗教心理学原理,适当的祭祀礼仪,在增进人格完善、人际交往、家庭凝聚和社会和谐方面都有益处。宗教给人类提供的价值和认知体系,无不希望人能借此过得更好。同具宗教性的儒家阐发仁义之道,体现天命知性,参天地之生生之德,同样希望即凡而圣,“朝闻道,夕死可矣”,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宗教信仰更积极的意义在于对人生的指导、人格的塑造和素质的提升,是个人对人生价值、生活态度、生命意义的选择。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立场、观点非由信仰决定,而是取决于社会存在价值取向及对社会承担的认知,即我们常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非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人非完人,人的品格也难以完美。有限的肉体与智力,有限的德行与制度,只能使我们创造出一种有限的生活。一个人学习知识、掌握知识只是服务社会的手段,真正学会做人才是立身之本,成小事靠业务本领,成大事要靠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要成才先成人,思想品德、道德人格比专业知识的学习、谋生手段的训练、竞争能力的培养更重要。一个人的学习养成不好是次品,身体素质不好是废品,道德品质不好是危险品,对家庭、对社会乃至对国家来说,有德无才会误事,有才无德会坏事。一个现代公民,首先要培养一种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一个“礼仪之邦”,尤其应该懂得“教养”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更为重要。俗话说,有了教养,学生即使不能成为国家栋梁,至少也能心地善良;有了教养,无论成功与否,就能有“谦虚而不自卑,自信而不傲慢”的气度;有了教养,国家自能保持优雅从容,成为一个受人欢迎被人尊敬的大国。内心强大者才会宽容与慷慨,内心虚弱在就会挑剔和斤斤计较。理想信念是支柱,民族精神是灵魂,我们应当确立国家利益至上(爱国爱教)的价值观,在集体生活中求发展,实现诚信人生(爱主爱人)的人生观。
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非常浓厚,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俗话说“没有女人不成家”,“没有女人,就像春天没有花”。一个有德行的女人,承载的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妇女能 顶半边天。要当好母亲、妻子、女儿、姐妹等多个角色,也并非容易。古今中外都有大量赞美女性的文字,将女子德行誉为人类固本清源的根基,中国女性“温良恭俭让”具有传统美德和人格魅力,“女子无才便是德”,对今天仍有很大影响。中国古代就有“孟母三迁”、“岳母刺字”、“佘太君(穆桂英)挂帅”、“花木兰代父从军”的美谈。今天,如果物质发达,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却没有了传统文化的基础,没有了孝道,我们的生活将陷入空虚与迷茫的名利与物欲的追逐中,精神世界将会是一片渺茫......因此,旨在“教现代女性守妇道”的“女德班”在全国遍地开花,,在百度输入“女德班”,能得到15万个相关搜索。按照女德班的逻辑,德行好的人才能拥有健康和财富,“德不配位”迟早人财两空,所以,以“德”载”“物”获得“福报”,这是许多女德班学员们的终极追求,也是更多人们内心的声音。总之,女德教育符合党和政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神,当前,泉州市党政机关各系统各单位也都在定期不定期举行道德讲堂活动。这对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重大意义,正如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处”。泉州市基督教女信徒的人数大大超过男信徒,妇女事工在教会圣工中显得十分重要。市基督教两会在这一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如在原有教牧退修会、信徒查经会和各种团契的基础上创办了“完美男士”、“智慧女性”、“和谐夫妻”、“纯洁少女”、“健康男子”等营会,如何应对职场工作、家庭生活的重担,做好教会服侍,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挑战,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全面提高信徒的综合素质,为构建和睦家庭、和谐社会打好基础。“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这也是我们泉州市基督教两会举办各种营会的目的。
(四)神学思想建设的终极目标是提升本宗教文化品格,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发挥独特作用
任何宗教都包含信仰和文化两大层面,信仰是内在的,在很大程度属于个人和群体的私事;文化是外在的,是信仰的呈现,是社会的。巩固宗教的信仰为任何宗教安身立命之必须;而开放宗教文化,则使宗教不仅服务于信仰者,也服务于非信仰者,使全体大众都能受益于宗教的普世性文化。西方国家发达的实用性,体现为科技的飞速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其以个人为中心的权利意识和人文价值如民主、自由、竞争、人权、法治等理念,包含着普世价值,但它的道德理性不足,人类一体意识不强,国家间平等观念淡薄。中国的民族之魂是道德和正义,儒家的协调智慧和中和理性的道德精神强调的是自尊和互尊的统一。古老的中华文明早就在中国人的血脉里种植了和平、和谐、交融、太平的文化基因。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国内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国际和平合作的历史机遇。中国的强大和中华文明的传播,不会加剧世界的冲突和紧张,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爱与和解。
当前在全球化浪潮下,欧美一神信仰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而且,这种“有信仰没归属”的人在欧美各国的人数在不断增长,他们已不再满足于一种宗教信仰,而是博采各种宗教之长,为我所用。这也印证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常态:中国人的信仰是多神的,中国宗教格局历史上就是多元的,这就是以儒道释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儒家的中和之道的根本要求是尊重多元,包容差异,行事稳健,它能保持和推动人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丰富性、交融性的建康进程,避免文化强权和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容易在不同信仰之间架起精神沟通的桥梁。它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的代表,也是人类摆脱困境、实现持续发展的伟大启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很难界定自己是儒教徒、佛教徒、还是道教徒。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这些价值都是被综合利用的“万物皆备于我”,乐于并善于博取众长为我所用,多元、宽容、甚至合一构成中国宗教既有宗教区别、多元并存,又相互影响的格局,从而构成中国宗教文化的主要品格。而大多数的中国人,可能不会成为某一宗教的信徒,但却不会排斥、甚至很乐意学习、分享宗教的智慧。中国宗教的这一文化自觉,既是向中国宗教特质的回归,也为宗教的当代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基督教本有文化适应、入乡随俗的灵活传统,其母体文化本来属于东方犹太文化,其作为西方文化的载体或代表也是经历了深刻的文化革命和文明转型。有中国特色的教会文化色彩是对世界基督教发展的丰富和完善。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结合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素,构建出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体系,中国教会要更多地体现出中国文化色彩,用中国思想文化来表述,中国教会传统习俗与中国基层社会文化习俗相结合,体现在教会的日常生活、宗教礼仪之中,教会参与中国社会基层建设,投入慈善活动等领域,把中国化融入到基督徒的生活中,使基督教中国化体现为中国基督徒的生活及生命特质。因此,中国基督教面临着吸收中华仁和文化、创建中国特色的神学伦理的艰巨任务。只有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基督教才能成为其他宗教和不信教群众的好邻居。这样推己及人,把仁爱之心由近及远向外推动,从爱亲人逐渐做到爱邻里、爱不同宗教、爱不同民族的人,爱所有人,使仁爱跨教际、族际的局限,减少“信教与不信教”、“信不同宗教”、“信不同教派"群众之间的矛盾,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使基督教的良好道德风尚影响周边社会。与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相协调,发挥宗教道德的心理调试和生活调解作用,改善人际关系,为创建和睦家庭、和谐教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和发挥宗教在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独特作用,凝聚正能量,书写新华章。基督教没有国界,但基督徒有国家,国家兴亡,公民有责,关注人类命运,关注社会进步,关注百姓疾苦,是培养合格公民的崇高目标,中国基督徒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从来都是紧密相连的。提倡基督教中国化,并不是要求基督教完全摒弃其西方的文化元素,其所需要的是超越东西方的积极开放与吸纳,跨越时代的主动更新与复兴。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也并非来自基督教如何更快地传播,而是如何在中国社会更合理和谐地存在,更良性的发展,以及更适当地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过去我国因落后而挨打,因贫穷而挨饿,今天我们因发展而挨骂!这更需要我们提高公民素质,重拾民族文化自信,并善于运用恰当的文化元素对外宣导,提升中国宗教文化的国际地位,展示中国宗教文化的软实力,塑造和平、友善、文明、包容、开放的国际形象。同时,也要学习西方发达的实用理性,帮助自已克服不善于竞争、重义轻利、重仁轻智的偏向,树立以智行仁、以富践德的理念,建立公平竞争、繁荣富强的社会。这是我们中国宗教的独特优势,也是中国基督教广大教职人员和广大信教群众的神圣使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的共同梦想,信教群众是筑就中国梦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我们要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爱国守法,加强神学思想建设,倡导宗教和谐理念,担当起服务社会的责任,爱岗敬业,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要引导信徒增加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倡导正直善良、诚实守信、敦睦邻里、热心公益、无私奉献的理念,帮助信徒提高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培养自信自尊、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合理合法表达诉求,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自觉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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